济南特委书记李敬铨烈士小传

寻访烈士足迹

——李敬铨事迹写作纪略及初考

2021年4月30日，我参加济南市作协“红遍济南”庆祝建党100周年红色资源采风。寻访英烈事迹，回顾革命历史，令人感慨万千。尤其是在聆听李敬铨烈士事迹介绍后，深感触动之下，便决定要写一篇有关李敬铨烈士的文字。

为深入了解烈士事迹，进一步获取更翔实的资料，我走访了有关单位和烈士后人，收获颇丰。其间，在历城区委党史研究室，我获赠《历城英模人物》《历城党组织的建立及革命斗争历史(1921-1949)》等记载有李敬铨烈士事迹的文献出版物;在鸭旺口村委，获赠该村编纂的《革命烈士李敬铨生平事迹》;其间与鸭旺口村李氏族人交谈，还意外获知烈士后人的联系方式。随即，我拜访了李敬铨烈士嫡孙李心平老人，不但从亲人的角度对烈士有了进一步的了解，同时又补充了珍贵的一手资料。

李敬铨烈士相关资料

在写作李敬铨事迹过程中，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，就是与烈士相关的资料太过匮乏。即使是有所记述，也大都偏于简略，甚至语焉不详。现将在走访和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几个情况，以及笔者对其所作的初步考证作以简略记述。

(一)关于李敬铨烈士故居，相关资料提到的有三处。

第一处，李敬铨出生地，位于济南城里奎文街的故居。根据唐景椿2011年发表在《生活日报》上的两篇文章，即《80年前的4月5日，李敬铨慷慨就义;“四五”烈士中，他是唯一的一位济南人》和《李敬铨，中共山东省委曾在他家办公》，都提及李敬铨出生在“文庙西边的奎文街”。鸭旺口村委负责人和该村李氏后人，也向我提及奎文街故居在贡院墙根街附近。我于是到城区寻找，然而别说故居，就连奎文街，也早已在城市变迁中踪迹无寻。

光绪乙丑(1889)年《省城街巷全图》

随后，我来到山东省图书馆地方文献资料中心，最终在光绪乙丑(1889)年的《省城街巷全图》中找到了奎文街的踪迹。在此地图上，奎文街东起花墙子街，西至贡院门口(街)，南面不远处与其平行的一条小街，被标注为茶巷。其后，在1982年的济南行政地图上，此街被标注为“西奎文街”，东头的花墙子街也更名为“西花墙子街”，西端原标注“贡院门口”处改为“贡院墙根街”，南面的茶巷标注依旧。

截止目前，我能在省图书馆可查到的1889-1982年间的其它地图，包括日据时期的系列地图在内，都是图上虽有相应街道，却没有标注名称。至于为什么后来改为西奎文街，市区是否还有“东”奎文街，尚未及考证。我进一步到实地考察，贡院墙根街和茶巷至今尚存，图上标注奎文街的位置，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发为宿舍区。结合文献资料记载，1904年李敬铨的出生地，当即此无疑。

光绪乙丑地图中的奎文街

第二处，普利门外故居。据《历城英模人物》(中共济南市历城区委党史研究室、济南市历城区党建研究会编撰)中的《革命烈士李敬铨》篇，和唐景椿2011年发表在《生活日报》上的《80年前的4月5日，李敬铨慷慨就义;“四五”烈士中，他是唯一的一位济南人》《李敬铨，中共山东省委曾在他家办公》两篇文章，均记述当年曾作为省委办公地点的李敬铨家就在此处。而据郭光明《寻谒李敬铨》一文，省委办公地点则是在其奎文街家中。我在写作时采用了前者。

第三处，鸭旺口村故居。在走访鸭旺口村委会，并与李氏族人李人荣老先生交谈时，得知村中原本有李敬铨家老宅，在几年前旧村改造时被拆除了。关于这处故居，在2009年4月2日《生活日报》刊载的《78年前他与邓恩铭一起就义，李敬铨故居就在咱济南》(署名通讯员郭学军)一文中，明确记述李敬铨曾在此从事革命工作。而《历城英模人物》关于1925年李敬铨回鸭旺口村开展农民运动的记述中，提及一件往事，即他在鸭旺口村的伯父伯母颇为富裕，但因害怕受牵连，不敢让李敬铨在其家中居住。因此，李敬铨只好住在挚友李敬朝家。这说明，当时李敬铨家自有的房产或已不宜居住。

《生活日报》(2009.4.2)

另据李敬铨嫡孙李心平告诉我，当年李敬铨牺牲后，祖母带着孩子们回到鸭旺口村。因原有的“三间破屋”年久失修，经村人调和，她和孩子们与一位无儿无女的同族长辈合为一家，并为其养老送终，后来“擎酬”(继承)了房产，这也就是前述《生活日报》刊文中的“故居”。李心平告诉我，他家祖辈原有的三间房产处，多年前就已是一片空地了。由此可推知，鸭旺口村真正的李敬铨故居早已不存在，《生活日报》记者所访“故居”，应是烈士遗属继承同族长辈的老宅，李敬铨并没有在其中居住过。

李敬铨烈士画像

(二)李敬铨容貌。现有资料中只有一幅手绘的烈士肖像。据李敬铨嫡孙李心平告诉我，当年由于地下工作保密的原因，祖父没能留下真容影像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著名画家王喜庆根据李心平父亲(烈士第三子)面貌，并走访李敬铨在济南、北京、太原等地的战友，最终绘成这幅被烈士家属和故人甚为认可的画像。

另据鸭旺口村李人荣老人告诉我，1983年李敬铨墓迁移时，他参与了烈士遗骨的收集整理。他说，当时的骨殖保存完好，根据遗骨推测，李敬铨烈士身高当在1.8米以上。所以，我在《英雄之梦——谒李敬铨烈士墓》一文中说他身躯高大，即依据与此。

烈士族侄李人荣(左)

(三)李敬铨妻子的姓名，在当前资料中出现过三个：王安民、李安民、李路民。

为此我曾向李心平咨询，但由于祖母去世时他尚在幼年，所以并不记得她的姓名。这其实也很正常，因为在老一辈家庭中，长辈的名讳一般不会被随便提及，尤其是女性长辈，真实姓名甚至连家人都未必知道。在鸭旺口村委编撰的《革命烈士李敬铨生平事迹》材料中，提到李敬铨的妻子叫王安民。在郭光明《寻谒李敬铨》一文中，借由李敬铨侄子的外甥王兆贵先生回忆，提到李敬铨妻子名叫李安民。而在《生活日报》所载《78年前他与邓恩铭一起就义，李敬铨故居就在咱济南》报道中，明确记述在鸭旺口村“故居”第二道大门上，“横挂着一块陈旧的木匾，上写‘革命烈士’四个大字，落款是‘一九五八年鸭旺口社委会敬赠’，并有‘烈属李路民惠存’字样”。据李心平老人回忆，该木匾存在属实，但因为那时他还小，对落款没有记忆(此匾在拆迁时遗失)。这说明2009年记者到访时，看到的革命烈士匾就是1958年政府颁发的实物。我为此特意问过李心平，他明确在李敬铨后人中没有李路民这个名字。那么既然称“烈属”，这只能是李敬铨妻子的名讳。

说起旧时出嫁女人的姓名，往往是在前面冠以夫姓，被叫做某某氏。比如妻子姓王，丈夫姓李，那么就称呼李王氏，说复杂点就是李门王氏。另外，当年社会动乱，为避人耳目变更姓名也合乎常理。所以李敬铨妻子即使本名是王安民，既随夫姓，被叫做李安民是有可能的。但根据“革命烈士”匾落款，解放后作为烈属，她正式登记的名字是李路民，这基本是可以推定的。

2009年记者拍摄的鸭旺口村烈属故居

(四)李敬铨与邓恩铭认识的时间。这本没有疑问，但因为事属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历史事件，在此作以特别叙述。

邓恩铭1917年就来到济南，当年即进入济南省立一中读书。1919年“五四”时期的学生运动期间，他同济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领袖王尽美，成为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。但在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中，这个时期的李敬铨和邓恩铭并不认识，至少没有发生过联系。据前述文献资料的一致记载，他们首次接触是1924年在青岛。那时李敬铨在大康纱厂工作，邓恩铭到大康纱厂开辟工作，两人自此相识。

“四五”烈士

(五)叛徒王复元和王用章兄弟。之所以在此对他们加以简述，是因为两人都是济南早期党员，都曾担任我党重要职务，并且王用章还是李敬铨的入党介绍人，烈士最终遇难也是为其所害。

王复元，曾任共青团济南地方团书记部书记、中共张店车站支部书记、中共山东区委组织部负责人等职。王用章系王复元之兄，中共“三大”代表，曾任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农工部主任、代理委员长、驻淄博矿区特派员等职。1925年7月1日，李敬铨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时任省委委员的王用章是入党介绍人。此后，李敬铨和王用章一直交往甚密。

历城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肖军主任(左)介绍烈士情况

大革命失败后，王复元因对革命失去信心，贪污党的活动经费，于1928年被开除党籍。他怀恨在心，遂叛变投敌，同时秘密策反其兄王用章。当时王用章正担任中共山东省委交通处主任等要职，因其告密，致邓恩铭等领导人被捕。随后，王用章又约李敬铨到大明湖畔谈话，拉拢、威胁他投敌。李敬铨在知道到王氏兄弟叛变后，虽然气愤至极，但仍然控制住情绪，用言辞稳住王用章。脱身后，他立即将此情况向组织报告。由此省委得以采取紧急措施，迅速疏散干部，避免了更大的损失。

1929年8月16日，王复元在青岛被处决，王用章侥幸逃脱。此后，王用章改名王天生，组织“捕共队”，疯狂破坏我党组织，捕杀共产党员。1931年元旦，王用章盯梢并抓捕李敬铨。解放后，王用章被人民政府逮捕，死在监狱中。

以上是烈士事迹写作的纪略，以及对几个问题的初步考证。

交稿在即，关于李敬铨烈士事迹的写作时间非常有限。因此，我只能在有限时间内，尽最大努力走访考察和搜集资料，并将在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重点罗列于此，以作为今后对烈士事迹作进一步发掘和考证的参考。

2021年5月14日

走访烈士嫡孙李心平(右)